喜歡一卷詩書在手，或品讀“照花前后鏡，花面交相映”的慵懶與情思，一抹淺淡的遠山黛，畫出女子的婉麗;或感受太史公筆下暗潮涌動的政權(quán)爭奪，爾虞我詐，險象環(huán)生;或帶著一顆心和三毛共赴撒哈拉沙漠，體味異域風情。正如古人所言，“言為心聲，文如其人。”不錯的，在文章中確實能感受到作者的性情，或瀟灑坦蕩，或自由不拘。

　　大凡在文學界受人敬仰的，讀者都能找到與文章匹配的詞語去概括作者的性格，想來這就是我們所能感知的“人品”了吧。他并不是僅從一篇文章中體現(xiàn)，而是滲透在作家一生的寫作歷程中。初識袁中郎是在《滿井游記》：山巒為晴雪所洗，娟然如拭，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。如此瀟然山水的才子，想來也是一位人生的哲學家，他自言 “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，非從自己胸臆流出，不肯下筆”。其實，這話不但說出了中郎的文學主張，也說出了他的人生態(tài)度。在那些贊美自然風光的游記中，每一篇都是他對這種生活本色的探尋，一種行胸臆的格調(diào)。他的文章就是他的內(nèi)心，我們能從文章中感受到作者人格的真，才會讓我們的心產(chǎn)生一種共鳴。

　　文學貴在思想的碰撞，金代元好問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觀點：“心畫心聲總失真，文章寧復(fù)見為人。”我們總認為的在人格與文章之間的等號卻在這里發(fā)生了微妙的變化。文章會成為人心的面具，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，也許我們需要用一雙聰慧的眼，一顆睿智的心去感知。

　　文章是抒發(fā)人性的途徑，而有時這條道路會被外界因素阻隔，讓我們看不真實，文章本身也淪為了工具。郭沫若以一首《天上的街市》成為中國現(xiàn)代詩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詩人，當革命的烈火蔓延整個中國大地時，他的詩便成為了配合革命形勢的產(chǎn)物，毫無立場的歌頌與批判，是成為“御用文人”的悲哀。也許在郭老的骨子里是崇尚自由的浪漫主義，但他的心被拷上政治的枷鎖時，所有藝術(shù)的美感就消失殆盡了。曾經(jīng)歌頌出《女神》這樣唯美詩篇的人，湮沒在革命的浪潮中，我們只能扼腕嘆息了。

　　但不管有什么不同的觀點，有一樣是不能否認的：文顯其品動人心。因為他們能將自己的真當作湯底，用生活的閱歷作為菜料，以真情實感為輔料，烹飪出一鍋令人回味的佳肴。

　　2015年浙江高考滿分作文六2：賞之以文 考之以史

　　古人云：“文如其人。”不錯，閱讀時總有此種體驗：朗讀唐詩宋詞，體會到李白的狂放、杜甫的憂國憂民;品讀近現(xiàn)代文學作品，仿佛看見海子的不羈，林徽因的柔中帶剛……文章與作者本人總是相似的，好像父母與孩子，血脈思維息息相通。

　　但，總有例外。

　　金人元好問就認為“文章寧復(fù)見為人”，作品有時甚至會背離人品，呈現(xiàn)出虛偽的作者，這又作何解呢?

　　實際上，這兩種理論并不矛盾。性情確實影響文章，但影響的是“心文”。這種文章本就是作者抒發(fā)內(nèi)心世界所作，字字皆關(guān)情。書寫之時，作者力求將內(nèi)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極力展現(xiàn)，恨不得泣血成句。如此寫成的文章，常常帶著某種歷史也抹不去的光輝。就好像《報任安書》，哪怕讓一個早將司馬遷的故事爛熟于心的人來閱讀，心痛也是免不了的。

　　與之相對的是“用文”。這種文章總有某種實際用途。高尚但貧困的作家可能寫下流作品換稿費糊口，小人則以修飾之文博取功名。這種文章，如何不背離作者人品?

　　兩種文章魚龍混雜，被蒙騙是免不了的，因此，我們才要賞之以文，考之以史。

　　“賞”，文章是“賞”的。我們閱讀，便是在欣賞，欣賞文辭佳句，并試圖從字里行間拼湊出作者的形象。但這形象也只作欣賞用，若拿來作嚴謹?shù)恼撌?，未免太過輕率。在未分清心文與用文之前，這個形象只是我們的美好期望，并非作者本身。此時，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。史料中記載的作者生平、他人評價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。就像一句打獵俗語所說：“熊大窩里怎樣，才是怎樣。”作者在生活中怎樣，人品才怎樣。

　　高尚的作者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，此時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內(nèi)涵，將他的文章與人品更緊密地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這是有益無害的。而就算遇上用文，我們也能了解到個中緣由，作出客觀的評價。偽造者在史料面前是無處遁形的，花言巧語的功名，騙得了一世，騙不了百世。

　　賞之以文，但文章并不是全部;考之以史，史文結(jié)合，作者的真實才清晰浮現(xiàn)。以如此客觀之態(tài)度品讀古今作品，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作者，獲得超越區(qū)區(qū)一紙文字的精神體驗。